最近看到一則新聞，心頭不禁一沉。數字很冰冷，但背後的故事卻燙得人心碎。根據科技新報近日報導，從今年1月到8月，美國竟有高達45.5萬名女性選擇離開職場。這不是個案，更不是一句「她們不愛工作」就能輕描淡寫帶過。這股離職潮不只是大洋彼岸的現象，它其實像一面鏡子，映照出全球許多職場女性正深陷的共同困境。當我們談論少子化、談論勞動力，這群「不得不」離開的媽媽們，她們的缺席，正是最沉重的警鐘。
為什麼這麼多女性會毅然決然地告別職場？主因指向兩座難以逾越的大山：高昂的育兒成本，以及相對低微的薪資。想像一下，一名在芝加哥擔任幼兒園活動協調員的33歲媽媽Arifa Ibrahim，育有兩子。她的薪水，扣除通勤油錢、大兒子每月400美元的學費，以及小兒子送托每月約1000美元的費用後，幾乎所剩無幾。她那句「我們的系統不支持職場媽媽」，聽來格外心酸。她的經驗並非特例，調查指出，高達42%的自願離職女性將育兒責任列為首要原因，另有17%則是薪資過低。疫情期間，遠端工作和彈性工時曾讓許多女性得以平衡家庭與事業，但隨著企業回歸傳統辦公模式，加上多元包容措施的倒退，這份平衡的難度又再度直線上升。這背後，是整個社會對「家務勞動」與「育兒責任」價值的長期低估，讓女性在家庭與事業間的拔河中，往往成為了首先鬆手的那一方。正如科技新報在報導中引述研究主管Sheila Brassel所言，這種現象反映了職場制度和企業政策的結構性挑戰。
這股浪潮為何讓我們有感？因為這不只是美國的個案，它清晰地揭示了全球女性在職場上面臨的「母職懲罰」和結構性困境。當我們慶祝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、呼籲兩性平權時，這45萬的數字卻狠狠地提醒我們，光鮮亮麗的口號下，仍有許多看不見的困境。在台灣，我們不也時常討論托育資源的不足、幼兒園學費的壓力，以及職場對育兒父母的不友善嗎？前陣子臉書社團上，關於「媽媽送托後，孩子生病誰來顧」的討論串，總能激起一波又一波的共鳴與淚水。許多女性在生完孩子後，即使擁有高學歷或專業技能，也常因家庭責任而被迫轉職、降職，甚至離開職場。企業表面上提供「彈性工時」，但實際上可能伴隨著更高的績效壓力或職業發展受限，讓所謂的彈性變成一種「美麗的糖衣毒藥」。這不僅讓女性的職涯發展受阻，也讓社會失去了寶貴的人力資本。那些因育兒和低薪而離開的女性，她們不是不夠努力，而是整個系統的承載力不足，讓她們在家庭與事業的天秤上，無法找到平衡點。這波離職潮，不只是個人選擇的累積，更是社會集體價值觀與制度設計的深刻反思，特別是對承擔育兒重擔的女性來說，影響尤其深遠。
那麼，面對這股無聲的嘆息，我們能做些什麼？企業不能再將彈性工時視為一種「恩惠」，而是應將其視為留住人才、提升多元性的必要策略。更積極的托育政策、更公平的薪資結構、以及對「照顧者」角色的社會支持，都至關重要。正如專家所建議，提供彈性工時、減輕育兒壓力（如托兒服務或有薪育兒假）、定期審核薪資與晉升機會，都是企業必須正視的解方。這場女性離職潮，敲響的不僅是經濟損失的警鐘，更是對「性別平權」與「社會韌性」的嚴峻考驗。我們能否真正理解並實踐，女性的職涯不應該是「育兒或工作」的單選題，而該是「育兒與工作」的複選題？這個問題，需要全社會共同來作答。